大疫流行不是会不会暴发的问题
而是它何时暴发、在哪里暴发
一旦暴发我们如何应对的问题
新冠疫情已持续两年有余，至今看不到尽头。可能无数人心头都有一个疑问盘桓不去：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人类竟然拿病毒这样的原始生命体毫无办法？像这样影响亿万人生活的严重疫情，难道就没有流行病学家预见过吗？
早在2006年，曾推动根除天花的美国流行病学家拉里·布瑞里安特（Larry Brilliant）就曾断言，下一场大疫情的阴影就在前方，且后果将极为严重：10亿人感染、1.65亿人死亡，为防控这一疫情将耗费全世界1万亿~3万亿美元，触发全球衰退，由此导致的次生灾害甚至比死于感染更棘手，因为远超过病死者的无数人都将因此失业，后果将无法设想。
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他调查了90%的流行病学家之后得出的结论。虽然这是流行病学界的共识，然而在当时听起来实在太过可怕，令普通公众难以置信，何况专家们也不确定这何时会变成现实——他们普遍的预测是“在接下来的一两代人中发生”。苦涩的事实是，直到新冠疫情暴发，人们才开始回头重新认真看待这些专家的预言。
流行病学家的预言，是根据现代流行病的历史、传染模型所作出的有科学依据的推断。隐藏在全世界许多角落里的病毒不计其数，大疫流行不是会不会暴发的问题，而是它何时暴发、在哪里暴发，一旦暴发我们如何应对的问题。
当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在19世纪取得极大进展之后，有很多专家一度固执地相信发达社会已一劳永逸地清除了传染病的威胁。有一种盛行的“流行病转型论”认为，传染病在富裕社会中的消亡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长期关注全球健康问题的美国调查记者索尼娅·沙阿几年前就在《流行病的故事》中发出警告：疫病大流行极有可能无法避免。
她不仅倾听了流行病专家的意见，也试图从历史中找出大疫情流行的模式，因为任何对未来的预测，实际上都基于我们对过往经历的检视。19世纪波及当时最现代、最富裕城市的霍乱尤为值得重视，这是世界性跨国网络形成后第一种广泛流行于全世界的传染病。然而，由于它暴发、传播于公共卫生状况不良的城市，人们长久以来深信，干净整洁的富裕发达社会不可能再暴发这样大规模的传染病，直到艾滋病打破了“后传染”时代的美梦。
现实是现代技术并不能清除、制服所有病毒，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导致人类处于大疫流行险境的，其实都是现代性的产物。霍乱的发源地在孟加拉湾湾口，在海洋桡足类物种体内已寄生了数亿年，原本仅凭霍乱弧菌自身的移动能力，它几乎是静止不动的，就算偶尔感染人类，也难以扩散。然而1832年起，欧洲和印度之间开通的铁制蒸汽船航线，使霍乱病菌可以随其压舱水实现跨洋生物运输，没有这样的全球交通网络，世界范围的疫病流行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时人口暴增的新兴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十分堪忧，而拥挤、肮脏的环境，是流行病传播最理想的温床。《流行病的故事》指出：“只有当垃圾的体积超过可用来处理它的空间时，垃圾管理才成为问题。也就是说，人类和动物数量的多少与密度，直接引发了这个麻烦。污秽仅是症状，人口密集才是症结。”霍乱之所以能肆虐，正是因为当时的城市已为它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高密度的贫民窟里，一星半点病原体就能引发大流行。
当今世界各国大都市的卫生环境比100多年前好了很多，公共卫生系统也已今非昔比，为何流行病专家们仍如此忧虑？讽刺的是，正是现代化的胜利，使我们更容易暴露在遭受病毒袭击的威胁之下：随着人类对环境的开发，自然生态遭到日益频繁和严重的扰动乃至破坏，近40年来新发现的病原体（如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原本都在人类极少活动的热带雨林中，比以往更频密的世界交流网络使得原本沉睡在某个角落的病毒，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传遍全世界。
在自然界中，隐藏着无数未知的微生物，之所以能相安无事，纯粹是因为生态平衡未被打破——某种意义上说，人类遭到病毒袭击，是大自然的反击。201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专家布拉德·斯贝尔伯格就曾对满屋同僚说过：“你们肯定听过这种比喻，什么我们非得打赢抗击微生物的战争。真的吗？微生物不可计数，合起来可能是人类数量的百万倍。我不认为人类有胜算。”
疫情并不只对公共卫生构成挑战，也是对社会的重大挑战，需要全社会改变认知模式。本书发出警告：大疫情“可能带来的特殊心理体验，它们更可能在人类之间引起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损坏人体的同时，必然也会摧毁人与人的社会联结”。每次疫病流行，总会引发许多人对被感染者的误解、歧视，比如霍乱的治愈方法简单到令人发笑，只要洁净的水，加上少量的电解质（如盐）即可，但在当时却被普遍归结为“低等种族”的劣根性，这最终妨碍了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本身。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历史上往往曾发生过，这可能给我们带来启发。长久以来，在西方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古希腊创立的希波克拉底范式，相信疾病是内外部各种不确定因素复杂失衡的结果，但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范式：细菌理论认为健康状况是微生物层面的问题。现在，对霍乱的研究催生了一种理解疫病缘起的新型解释框架，其中（生物、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既是源头也是驱动力。
一度看似过时的希波克拉底范式，给我们新的启发：我们之所以置身于病毒大流行的险境中，正是因为现代性带来的种种问题，换言之，避免这一困境的根本之道，是解决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重新恢复地球生命系统的平衡。承认这一点并不难堪，也不可怕，因为流行病原本就是生命在微生物主导的世界中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状态，我们既无须恐惧，当然更不应带着征服自然的傲慢，而应当以敬畏之心，谋求在这个孤独星球上的可持续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