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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省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班村提倡“结婚零彩礼”，要求红白事除亲属外，本村乡亲随礼不得超过50元。包含上述要求在内，该村制定了红白事统一操办标准，其他规定还包括每桌宴席价格控制在200元以内，菜品八荤八素、酒水不超过40元/瓶、香烟不超过100元/条、迎亲车辆总数不得超过6辆等。
尽管这则新闻的发生地只是一个有87户、312名村民的小村庄，但由于相关话题向来备受争议，这一系列仅在小范围内适用的村规民约，很快就得到了远超其实际影响范围的讨论与关注。一方面，这些村规指向的都是舆论场上“积怨已久”的婚丧习俗，让不少人忍不住要为其叫好；另一方面，也不乏有人指出，此类村规多少带有一定强制性，限制了普通村民婚丧嫁娶的合法自由。
客观而论，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逻辑与道理，前者更偏重移风易俗这一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后者则更偏重实现目标所用手段的合理性。近年来，从婚姻双方之间的“天价彩礼”问题，到大操大办红白喜事带来的“社交费用”压力，与民间风俗相关的话题频频引发关注，既激起了公众对某些陈规陋俗的不满，也形成了积极推进婚俗改革，为普通人减轻负担的社会诉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有一些地方像开封班村一样，制定本地化的村规民约，对彩礼和仪式规格提出具体要求。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大多数推出此类村规民约的地方，都是有的放矢。往往是因为本地过去陋俗成风，给村民造成了一定负担，村委会才试图加以针对性的限制。基于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有人为这样的做法叫好。但理解归理解，倘若要评估这种做法的效果，我们却很难给出太过乐观的结论。
所谓风俗，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地区社会文化中长期形成的风尚与习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基础，而非浮于表面的脆弱存在。因此，即便抛开村委会是否有权限制村民行为的争议不谈，仅凭一纸规定，也很难改变那些长期存在的旧有风俗。在接受过更多教育、接触较多新思想的年轻人看来，诸如“天价彩礼”“大额随礼”等风俗，或许是毫无道理的陈规陋俗，但这样的风俗能够蔚然成风，却说明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现实理性”。
举例而言，在尚未充分现代化的乡土社会，彩礼往往有为家庭规避风险的意味，村民之间互相随礼，则是在建立更强的社会联系，让各家能互相帮衬。事实上，这种“乡土社会”不仅存在于字面意义上的乡村，也存在于某些已经移居城市，但内心观念仍未充分转变的人心中。强调这种“现实理性”，并非是要为这些陈规陋俗辩护，而是说要改易风俗，还需从造就这些风俗的社会基础入手。不论是“倡议”还是“禁令”，本质上都是扬汤止沸；只有在现实与观念两个层面切实改变社会基础，才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问题。
回归具体问题，当下最令人头疼的“天价彩礼”现象，不仅是源于乡土社会的旧俗，也与一些地方“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和婚恋市场的性别失衡有关。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算以强力手段禁止了明面上的“天价彩礼”，这笔钱也会转化为其他成本，落回面临“结婚难”问题的家庭头上。
此外，村人结婚大额随礼的问题，也与农村新富，部分村民受到虚荣心与“炫富”冲动影响的原因。通过村规民约规定随礼上限，在一定程度上能让不想攀比的村民少为“面子”上的考虑所累。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让村民在心态上认识到：当代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村民之间建立那么多的“人情台账”，随礼只是一种礼节性的表态。归根结底，社会基础变了，风俗自然就会变，这也是解决所有同类问题的基本思维。
撰文/杨鑫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