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来，爆发式增长的新冠感染者为中国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就诊患者数量的突然爆发，二是由此引发的中国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所带出的缺口问题。
(相关资料图)
两种压力的同时出现，表面上看是疫情所致，但问题的根源是中国老龄人口的上升趋势，以及中国医护专业人才的流失及基层医护人员的培训机制缺位。
今天，我们先从两笔简单的账本说起。
01
第一笔账：
2030年的中国有多少老年人？
1963年，中国新增人口数量为2959.3万。到了今年，这批人将正式进入60岁的花甲之年，也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老年人。
比这个数据更直观的，是第七次人口普查中的另一项数据：到2020年，中国50岁到59岁人口的总量已经接近2.23亿，这也就意味着，从2021年到2030年的10年间，中国将陆续增加2.23亿老龄人口。
作为参照，在202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量，也不过2.64亿，而60到69岁的轻度老龄化人口总量超过1.47亿。
如果按照2021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78.2岁来粗略估算，这1.47亿轻度老龄化人口在未来十年中，仍会比较稳定地留存在中国老龄人口的总池子里。
于是，在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量至少将达到3.7亿。
根据目前的中国新增人口趋势，预计到2030年，即便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下，中国总人口也不会超过14.5亿。
也就是说，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达到惊人的25.5%，每四个中国人中，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即便以65岁以上作为老龄人口的定义，到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也将超过14%。
到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0%，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届时，中国每5人中就有1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
02
第二笔账：
错位的医疗资源体系
与中国日趋严峻的老龄化形势相对比，更加严峻的形势是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体系。
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中国医疗资源体系建设突飞猛进。
截至2021年，中国大陆地区共有3.7万家医院，97.7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3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国大陆地区每十万人对应的医院数量为2.62家。
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差距并不明显，甚至还有部分优势，一个可参照的数据是，截止2018年，每十万人对应的医院数量方面：美国1.88个，英国1.89个，日本6.62个，德国2.35个，加拿大1.95个，丹麦1.53个，澳大利亚5.45个。
在床位数上，截至2021年，中国卫生机构共有957万张床位，平均每千人对应床位6.77张。
发达国家在2017年至2018年的对应数据是：美国2.82张，英国2.54张，日本12.23张，德国8张，加拿大2.5张，丹麦2.49张，澳大利亚3.84张。
从医院和床位数量这些硬件设施上，中国不落下风，但需要注意的是，医疗资源体系是由硬件设施和专业医护人员共同搭建的，仅有硬件还远远不够。
在专业医护人员上，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每千人对应的执业（助理）医生数为2.59个，每千人对应的注册护士数为2.94个。
在这个数据上，截至2017年的可查数据是，美国2.61、11.74，英国2.85、7.8，日本2.43、11.34，德国4.25、12.93，加拿大2.69、9.95，丹麦4、9.95，澳大利亚3.68、11.68。
由此可见，执业医生方面，中国并不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专业照护人员层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这个差距，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疫情防控放开之后中国医疗机构的紧迫上。
03
两笔账背后的窘迫与急迫
两笔账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严重医护缺口。
常态社会环境中，这个缺口被隐藏在充分的社会供给和稳定的健康人口之下，会让我们有一种“还好”的错觉。
突发状况一旦发生，比如这次的疫情感染量激增，“缺口”效应立即被放大了几个数量级，医疗资源体系的危机，就在眼前。
疫情之中，相对于城市老年人而言，更大的危机来自于三线以下城市乡镇及农村。
截至2020年，中国乡村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高达1.21亿，
在农村，没有城市那样“一丝不苟”的医疗卫生体系，每个村里就是一个卫生室和几名村医负责简单的开药看病，绝大部分村医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甚至有一些只是依靠中国传统医学常识问诊。
前些天看新闻，“村医四件套”已经成了农村医治新冠感染的重要手段，抗病毒+抗生素+地塞米松+退烧药，这样的组合，在专业医疗人士看来，基本上属于无效治疗，还有可能耽误宝贵的黄金72小时最佳救治期。
但是，中国医疗机构的分布现状是什么呢？
数据显示，中国23%的重症医学床位分布在一、二线城市，77%分布在其他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三级医院。而在乡镇地区，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量的近七成。
疫情对于乡镇老龄人口的影响巨大，但以中国基础医疗机构中的医护人员配备和药品供给而言，这一人群却不可能奢望拥有专业的新冠治疗手段。
“村医四件套”的刷屏，更多的反应的是医疗体系现状中的一份无奈。
在中国，医学生转行率居高不下，2018年，60万医护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中仅有10万人从医。
仅存的医护专业人才也大都选择留在一、二线城市的医疗机构工作，在这里有着更好的待遇、发展前景，以及更多的学术机会，极少有人会主动选择投身乡镇农村。
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村医群体正以每年5万人的数量缩减。村医的持续流失，使农村各项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的发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严峻挑战。目前，中国的村医队伍普遍存在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不足，学历普遍较低，队伍老化严重等问题，有些偏远贫困地区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村医不足两成。
更加严峻的是，据相关数据统计表明，从2000-2020年，我国共培养了700万医学毕业生。最终成为医生的不足70万，医学生的转行率超过90%。
医学生转行率高企，与当前医生的生存环境关系密切。
研究调查显示，中国近八成的医生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个小时，近25%的医生每周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42.2%的医生经常熬夜。
然而，巨大的工作压力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并非所有医生都有着与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相匹配的待遇，此外，中国敏感的医患关系也让医护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职业。
如此种种，都导致中国本就稀缺的医护人员缺乏足够的增长动力。
04
大疫危机
也是修正与补救的最佳时机
疫情对于中国社会环境带来的危机，同时也是一次修正医疗资源体系的机会。
首先，中国亟待从根源上破解医学生转化率过低的问题，一方面给予医护人员足够的尊重与待遇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从政策与法律层面给予医护人员职业上的尊严与安全感。
其次，在努力推动专业医护人才建设的同时，也要推动基层护工队伍的建设和人员职业素养的提升。应由高校医学院和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组织牵头，推动蓝领护工的系统培训和梯队体系建设。尤其在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中，有针对性地为医护行业蓝领人才进行分级，比如照护安宁疗护师等相关细分职业的职业技能分级，都将有利于护工专业化队伍的壮大与发展。
第三，鉴于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已经形成，因此，除了加大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医护人才建设，还应充分释放老龄帮扶的可能性，即通过对身体条件许可的轻度老龄人口进行适当培训后，形成社会护理循环，起到看护高龄老人的作用。
事实上，这一举措目前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都有了一些成功前鉴，可供参考。
第四，中国应尽快推广时间银行的运行模式。
1980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卡恩创立了时间银行模式：劳动不分贵贱，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是平等的。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
时间银行的运作把用户分为两类，出租自己时间的人和租赁别人时间的人。出租自己时间的人根据系统提示，将相应的信息进行回复，等待系统寻找租赁用户时间的客户，寻找到后帮助用户与租客之间联系，协助双方完成交易。
在2022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发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作为市政府一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2022年6月1日，《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正式实施。
方案提出，经培训后，年满18周岁、身心健康的本市常住居民都可成为志愿者，并在“时间银行”建立个人账户，每服务1个小时可获得1个时间币并存入账户。“时间币”可用于兑换相关养老服务，积攒1万个可以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志愿者既可以在60岁以后兑换相同时长的服务供本人使用，也可以赠送给直系亲属，还可以向平台捐赠给有需要的老年人二次分配。
北京的做法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未来，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城市的治理者认识到时间银行对于老龄化社会治理的重要辅助意义，并以最大力度向全民范围内推广。
05
写在最后
一场疫情的爆发，让我们充分且真实地看到了中国医疗资源的种种短板，看到了一个老龄化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医护窘迫状况。
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医护体系的搭建却是可以通过群策群力、多方协作共同推动的。
这场疫情仍在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可敬的专业医护人员正在抗疫第一线拼力奋斗。
一场灾难总应带给我们一些值得反思的警示，带给我们一些改变现状、防患未然的动力。
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每百万人口的累计新冠病死数为461例，这一比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日本的经验大概有三条，一是优先为医护人员、高龄人口、基础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接种疫苗，二是通过多种渠道采购新冠特效药，保证市场供应量充足，三是通过政府补助的方式推动医院扩充ICU病房建设。
截至2022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3600万，占总人口的29.1%。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在防治新冠、医护体系、养老扶助体系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如果我们的医护人才建设、养老扶助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可以由这一刻开始真抓实干、落地执行、大力推动，那么，这场已经持续了三年的疫情，总算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可能性，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养老体系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操作通道。
疫情总会过去，但每个人终将老去，不堪重负的救护体系亟待做出改变。
毛大庆简介
毛大庆博士，人口学、城市更新与区域经济学学者，注册建筑师，专栏作家。
优客工场（纳斯达克：UK)创始人，优享创智(共享际）创始人。
任中国科协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促创委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副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专家库专家。
著有《城市更新空间内容探索》、《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鞋狗》、《为谁留的空椅子》、《凿开公司间的隔栅》、《布隆伯格传》、《成就斜杠人生》、《全黑军团》、《发明：詹姆斯·戴森的创造之旅》。
马拉松爱好者，截至2023年1月，已完成全程马拉松150场。荣获2016年CCTV体坛风云人物体育精神奖（提名奖）、2017年“中国马拉松年度人物”荣誉称号，2022年2月受邀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第97棒火炬手传递奥运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