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明雄
廿八，把面发。这是传统，也是母亲一直的规矩。
母亲要发面，做馒头，等父亲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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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零着几片叶子的白杨吱呀作响，天阴沉沉的。听说父亲要回来，我们感到天一下明亮了，要不是想着要帮母亲做事，我们都要跑去告诉小伙伴了，“我爸爸要回来了”的声音一遍遍冲撞着脑门，被我们按在心里窃喜。
母亲拉出小板车，她要拖小麦去磨面。粮仓有一人多高，木板做的一个长方体，下面有仓门，需要粮食时可从下面放。父亲装粮食时图方便，将粮食成整袋的放进仓里了。若父亲在家，他会轻松地爬进仓里将粮食揪出，母亲没那本事。她搬来梯子架在粮仓上，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看了一眼，对我说：“老大，你爬到粮仓里，帮我搭把手，将袋子拎出从梯子上滑下去。”又对站在一旁的弟弟说：“老二，你帮忙扶着梯子啊，莫让梯子歪了。”
母亲瘦小，没多少力气；我也只六七岁，力弱；弟弟二三岁，只听得懂话。弟弟仰着小脑袋，一会儿喊妈妈，一会儿喊哥哥，两只小手将梯子扶得紧紧的。我生怕梯子砸着他，对母亲说：“我在上面扶着吧，小心梯子将弟弟砸了。”母亲觉得有理，就让弟弟闪到一边去。粮仓狭小，我弓着腰站仓里，母亲站在梯上部，一只手紧抓仓沿，她探着头，用另一只手吃力地拽，我使劲地托，可小麦像烂醉如泥的莽汉，托哪儿，拽哪儿，哪儿就让下，试了几次，毫无办法。
母亲说：“我们将一袋分成两袋吧，不然待会儿也没法上机器。”我同意。在狭小的粮仓里，我撑着袋子，母亲用簸箕一点一点地将麦子从一个袋子转到另一个袋里。好一阵忙活，小麦终于上了车。
风卷着残草破叶乱飞。母亲让弟弟到隔壁邻居家玩，可弟弟听说父亲要回来，和我们也粘糊得更紧了。我们只好将他放到板车上，母亲拉，我推。推车很吃力，轮毂像赖着不愿动一样，总是使一点劲就滚一下，母亲的背弯成了一张弓，只有弟弟听话地紧抓板车，谨慎地看着我们。想着爸爸回来就可以吃上我们做的馒头，我就铆足了劲推。路上，有碰上乡邻顺路搭把手的，推车就轻松些；也有当母亲面夸我们的，“你看你的两个小孩多懂事啊，今后有福气哦。”我听了，更使劲地推。幸好磨面的地方并不远，当我觉得所有的劲都使完的时候，母亲说到了。
磨面师傅很热情，看我们力气小，他三下五除二就把几袋小麦连拎带扛搬进加工室的一杆秤上，过了磅，然后倒进一个大簸盆里。他合上电闸，磨面机就轰轰响了。磨房里什么都听不清，师傅穿行在一团白尘之中，他一会儿在进仓口看看小麦还多不多，一会儿在出货口看看，若面里还含有小麦的碎粒，师傅就装了重新磨，一般要磨两次，面就非常纯净了。
面磨好了。回家后，母亲开始准备和面。天空彤云密布，几只芦花鸡缩着脖子躲在屋檐下，小眼睛瞅着我们，我扔了几片白菜叶，芦花鸡一拥而上。母亲笨拙地舀着面，嘴里嘀咕着：“放多少面呢？放多少水呢？要是你父亲在家就好了。”
做馒头一直是父亲的活儿。父亲能干，逢农闲或阴雨天，父亲总想着法子弄吃的，有时去钓鳝鱼，有时捉泥鳅，有时到堰塘赶鱼，绝大多数是做馒头。馒头耐放，改善口味，一日三餐可吃。父亲的馒头做得可好了，曾有做寿或办喜事的人专门托父亲做馒头，以做赠礼。
母亲本是不同意父亲出去的，但眼瞅着乡邻在外的都发了财，她也咕叨着让父亲出去闯。我也常念叨：“小林爸妈在外面做生意，他们家盖新房了。”“小芳的爸妈也出去了……”正好有一父亲的好友需请人到外地炒瓜子，那人发了财，也有心想帮衬下我家。父母很犹豫，后来折中的办法是父亲先一个人去，干到年底廿八，若习惯就继续干，翻年了一家人去；若不习惯可随时结账。
好友是一片真心，话说得好，父亲就同意去试下。可父亲一走，就把我们的心都带走了，我们无时无刻不思念父亲，弟弟常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的脑海里也总是父亲的影子，母亲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每天只顾埋头做事。盼星星，盼月亮，我们都盼着父亲早回家。
气温越来越低，北风呼呼刮着，空中飘浮着雪花。“下雪了——下雪了——”弟弟红着小脸蛋跑进屋，“妈妈，下雪了，爸爸能回来吗？”“能，别人说好了的。”母亲边揉着面，边直起腰说。
气温太低，揉好的面上蒙着塑料，搭着棉被，一时半会儿面不会醒。母亲烧了晚餐，我们胡乱吃了几口，都企盼着能等父亲回来一起吃馒头。
天黑了，雪越下越大，风倒小了些。我与弟隔一会儿就出门看下，将发白的院子扫一扫，母亲一会儿到村口的公路看看，一会儿又到请工的好友家问一下别人的父母，别人肯定地说：“晚班车到县里，再乘熟人的顺风车到村里，估计要近半夜才能到哟。可要等会儿，别着急。”
母亲得了确信，看我们一个个呵欠连天的，又冻得瑟瑟发抖，就说：“烫了脚去睡吧，明天眼一睁就可以看到父亲了。”
我偷偷地掀开棉被看面团变大了没有，可每次都那样。母亲训斥：“别看了，一点儿热气跑完了。”母亲就张罗我们睡。
睡梦中，我嗅到馒头的香气，好像听到父亲说母亲第一次馒头就做得好，也好像听到母亲说馒头没捏圆，大小不均匀，又感到母亲拿着馒头唤我，问还吃么，还感到父亲来为我掖了掖被角……我嗫嚅着：“我要睡，要睡……”
次日，银装素裹，太阳红着脸。堂屋的桌上，一篮子白胖胖的馒头，像一个个娃娃般可爱。另一个大提篮里，是尚有余温的油条。原来，父亲回来后又搭别人的伙儿拿面拿油拿柴去炸了油条。
父亲见我们起床了，他打了个呵欠，也挣扎着起来，将我们唤到床前，展示给我们带的书、本子，还一人有一顶新帽子。
我们都非常高兴。母亲也做出一个重大决策：今后，一家人要在一起，不能分离。并规定，廿八，必须发面做馒头。自此，我和弟时刻生活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他们努力更辛苦地挣钱养家，我与弟也刻苦读书，回报父母的养育。我很感激父母没有让我成为留守儿童，我也很感谢自己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时时想着自己的学业，我庆幸有爱自己的父母。
有时，我们也和父亲开玩笑：“假如您那时坚持做下去，说不定现在也是大老板了。”
父亲说：“心不安，怎么有心情做事呢？一家人，团团圆圆最重要。”
我们兄弟感激母亲的重大决策，是她让我们明白亲情比金钱更重要。
从此，廿八发面，成了母亲的规矩。
这是小时候的事了。转瞬之间，母亲老了，我们也深耕在异地他乡，但只要进了腊月，我们马上就会想起小时候的这段经历，也会想起母亲的规矩，然后像一只只鸟，纵使千山万水，也要飞赴母亲的怀抱。
现在，物质再丰富，母亲也坚持自己发面做馒头。我们吃了母亲做的馒头，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心里一下有了着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