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本做减法正形成普遍共识。
6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降成本重要工作的通知》，透射降成本不仅是一个微观动机问题，更是一个宏观行为问题，即企业许多成本，源于制度成本或制度衍生成本。
这些降成本举措的现实针对性非常突出。目前金融领域开启降息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完善和延期，及鼓励企业采用长期租赁、弹性年期供应等，不仅可以使企业现金流支出压力适度缓和，而且有助于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提升企业资产周转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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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不论是基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还是微观企业运营，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都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边际收益率，改善经济发展条件，助力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但降成本不是一个工程学概念，哪方面成本高，就压下来，而是一个经济生态概念，需各主体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信念，进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动辨识。
就政府而言，降的成本围绕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这主要表现为探索适合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税制结构，反垄断反不正当执法、负面清单管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市场制度，及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等。
换言之，政府要围绕透明型担保体系与防护型保障体系两个维度，展开宏观行为，要避免直接干预，引导资源配置等。以金融为例，企业融资成本是金融机构客户对等博弈出的结果，央行的降息主要是价格疏导，要避免直接干涉企业微观定价，否则不仅容易扭曲资源配置，而且一旦利率无法有效覆盖其或有风险，将放大整个市场风险敞口。
就企业而言，其基于自身的风险偏好、风险可承载能力和偿付能力等进行经营活动，降成本和经济化资本使用就是企业与生俱来的基本功能。
当然，必须指出，降成本只是手段，重塑重启经济的造血功能才是目的。目前不论是基于宏观动机还是微观行为，经济最大的症结是造血功能有效性不足。
要重塑重启经济造血功能，首要的是为政府、企业、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营造良好制度环境，这需要重塑中国经济社会的激励框架。
当前中国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预示着经济将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型。消费驱动型经济要求一个基础性社会激励框架，就是税制结构需从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由于税收衔接于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导致制度性交易成本抬升。比如留抵退税，反映的就是一种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是因为企业需通过销项减进项来最终确定增值税税款，但由于原料购买到产成品售出，存在一个较长时间，这导致企业大量的现金流在流转税征缴环节被占用，以留抵退税的科目记在政府账上，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加重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为此，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税费优惠等是权宜之计，务本之策是要推动税制结构由流转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这种转型，不仅能极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型，真正为基于负面清单管理的放管服改革夯实基础，因为流转税制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管制型社会激励机制，权力需在生产端控制才能最大化其财政收益，而直接税结构则是一种服务型政府的社会激励机制，有助于对公共服务供给提供强约束，从而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提供基础的社会激励机制。
万物有理，四时有序。当前经济亟待重塑重启造血功能，各方都当遵循经济社会运行的自然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要致力于搭建低制度成本的营商环境，企业则在不背离自由悖论的情况下，最大化股东和员工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