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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毛丹青
原本与上野千鹤子教授是约好在东京面谈的，但后来因疫情第七波再起，只能改成线上的对谈。不过，作为对谈的另一方，我没想到她的准备竟然如此周到。比如，为了了解对方，她请出版社转发了我写的日语专栏文章，这尽管与她所关心的主题不一样，但她希望了解的是对谈时有可能出现的知识框架。这是她的原话，我的理解是“对谈双方所能共享的知识范围到底有多大”。实际上，对谈是为了她的中文译书《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版），她是原著作者，我是受出版社的委托，扮演的是衬托她的角色。她是红花，我是绿叶。
《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作者:[日]上野千鹤子 译者:廖荣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上野千鹤子教授开门见山，一上线的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我年轻时就一直励志想当研究中国的专家，大学毕业前后也想过去中国留学，但鬼使神差，最终没能实现我的愿望。不过，这也是因为了解到你旅居日本35年的经历才想到的。一个人的思考能够时常换位，才能健康成长。”于是，由此而开始的对谈一下子就显得很愉快，至少从中能感受到一种亲近。
上野千鹤子教授的专业是社会学，同时她也是日本女性学的研究重镇，近年来尤其关注单身女性的老后问题，著述等身，不断向日本社会发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关这些方面的书籍连续发行了中文版，其中以2019年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演最著名。她当时最严厉的一句话是：“努力未必有回报，社会总有不公平。”
我问她对东大的学生们如此棒喝的理由是什么？她说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让人觉得很冷。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直接进入了她的专业。
上野千鹤子教授出生于富山县，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她是当中的千金。她的父亲是一位独立开诊所的医生，对兄弟的管教很严格，但对她却溺爱无比。在她10岁那年的元旦，父亲就说：“将来要当个可爱的媳妇啊。”用上野千鹤子教授自己的话说：“我对父亲来说，就像一个宠物一样。”
她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每天忙碌的全是没完没了的家务，一家的收入都靠父亲一个人，所以她的父亲很得意，也很威武。不过，她的母亲经常叨唠：“有了孩子就不能离婚了。”上野千鹤子教授说：“我是看着关系不好的父母从小长大的，所以对婚姻，无法描绘自己的梦想，最开始下决心研究家庭主妇的无偿劳动，其实也是想替母亲发声，至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从未动摇。”
毋庸赘述，一个人的学术研究都会与其个人的经历有关，因为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脱离周围的人文环境，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上野千鹤子教授的自述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她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老家，考入了京都大学，但在社会学这门专业课上，一涉及到“社会与个人”的题目时，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日本社会，为了反越战以及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自动延长，整个日本的学潮运动闹得厉害，几乎没谁想做学问，还有很多学生无所事事，整天打工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这跟当今社会的御宅族从某种意义上是同类。
上野千鹤子教授说她自己在25岁之后遇上了女性学，当时作为一门民间的学问让她大开眼界。比如，纵观以往的研究，似乎没人考虑过女性卫生用品的历史，于是她就去问老人，很想做相关的研究。再比如，所谓“女人与坟墓”也是一个未开拓的研究领域，同样吸引人。她说：“一旦写起跟女性学有关的论文时，我心里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愤怒，而且会有一股劲头叫我非写不可。作为学会的研究专刊杂志，一般都不会采用过于主观的投稿。那干脆，我另起炉灶，自己创刊了《女性学年报》，这里给每一个研究者提供了各自的舞台，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相互评述、共同进步的体系，发表了不少论文，让门外汉也能写专业论文了。经过了10年的努力，女性学作为一门学问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作为大学教师，我第一次在教授会上说明女性学课程时，曾经被质问这是学问吗？为此，我流过眼泪。但不管怎么样，学问的道路是人走出来的，后来在东京大学上野研究班上，学生们自由发挥，设定了很多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与30年前有很大的隔世之感。”
上野千鹤子教授不仅在日本学界，包括在公众的舆论空间，都有很强的意见扩散力。这跟她本人选择的专业有直接的关系，包括她近年来撰写的《在宅一人死》系列，也是与时俱进的，因为日本已经是少子高龄化超前的国家，而且，由此而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已远远超过了日本，包括对我国都起了一个参考作用。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很多国家的少子老龄化在短期内是无法逆转的，这需要上百年的人口更替与微调以达到恢复健康的人口结构的目的。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在接受少子老龄化这一现实时，可从日本借镜，充分理解少子老龄社会的发生机理，进而找出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危机与再生的路径，这样才能科学制定在少子老龄化这一格局下的国家的发展政策。
在与上野千鹤子教授谈及她的中文译书《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时，我说她的原书名很难照直翻译，因为她直接写入的“在宅一人死”也许会产生歧义，至少在中文的语境中，这是一个不吉利的表达。对此，她的回答是；“《在宅一人死》这个题目太刺激了，况且我还加了推荐两字。当时在日本出版时，大家都以为这本书在社会上会出现很多的反对意见，但事实上当时没有出现什么反对的意见，反倒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多亏了大家的支持。其实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建议我换一个书名，比如使用孤独死这种不那么吓人的说法。相对于他们的要求，我更想积极宣传‘在宅一人死’这个词，并且用一种赞赏的姿态建议人们这么做。最后他们被我说服了。所以我想，这本书能以这个书名在日本出版，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纪念。搁到几年前，这个书名很难通过，因为比如遇不上有缘的编辑，或者这个书名就很难办。但我认为，现在这本书在日本受欢迎，反映出了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少子老龄化也在快速发展吧？我希望这个书名也能按照原样被翻译出来。”
的确，语境的不同实际上也说明了社会背景的不同，即便是针对同样的一个社会问题，类似于如何面对一个少子高龄化的国家，各类解释与阐释都离不开作者本人所处的人文环境。这就跟一位学者的见识与她或者他本人的经历有关是一个道理。我与上野千鹤子教授已经约好了，等她再有新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我们再做一次对话，继续探讨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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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没有用就不配活着吗?
■上野千鹤子
在我的讲座的问答环节当中，有时会听到这样的发言:“我现在 80多岁了，但我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同时很努力地当好业委会主任，为社会为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说这种话的人百分百是男性。对于这种家伙，每次我都尽量慢慢地、清晰地问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用，就不配活着吗?”
“有尊严的生”和“无尊严的生”，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呢?有的人说，能够自己大小便是有“尊严”的标志，如果大小便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话，就失去了“尊严”。可是，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残疾人、病人和老年人需要接受排泄帮助。所以，穿个纸尿裤什么的，根本不能成为想死的理由。
还有的人说，如果拥有自主决定能力就还好，但如果没有了自主决定能力，也就没了“尊严”。很多人也很不安，怕自己万一患上认知障碍症，就会失去“尊严”。他们说如果到时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了，那他们宁愿死掉。然而，认知障碍症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自主决定的能力。那么，生前预嘱会对当事人形成多大的约束力呢?研究荷兰安乐死的松田纯，在他的书里谈到过一个恐怖的强制安乐死事件(松田纯:《安乐死·尊严死的现状》，中公新书，2018 年 )。该事件发生于 2016 年，有一位74岁的女性写好了安乐死的生前预嘱，然后她的家人以她患上了认知障碍症为由，押着她来到医生处，让医生给她注射了致死药。安乐死有一个条件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但如今这个条件的解释已经被扩大化了，涵盖了精神方面的痛苦。该医生认为，这位老年女性得了认知障碍症以后变得易怒，半夜会到处乱走，所以觉得她处于“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在这一案件中，家人一度被判为有罪，但在2019年的终审中被判为无罪。)
患上认知障碍症之前写的生前预嘱，能否视为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这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如果我们将其视为“本人的意愿”，那就意味着写生前预嘱的那个过去的我，给经历变化后的现在的我判了死刑。根据松田先生的说法，在荷兰，2009 年以后，不仅仅是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安乐死数量在持续增加，精神疾病患者的安乐死数量也在增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要说“活着太痛苦了”，“我已经厌倦人生了”，就足以成为安乐死的理由了吧!
生前预嘱的有效期是多长?当自我不再保持统一的时候，还去追求自我的同一性，难道不是过去的我对现在的我的一种越权行为吗?
（选自《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上野千鹤子著，廖荣发译。另，上野千鹤子另一本社会学著作《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20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荣获2022年度商务十大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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