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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璟璟
年关将至，烟花爆竹的“禁”与“放”——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相比于过去，今年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尤其激烈。一来是因为部分地方政府在陆续出台新规，辽宁、大连、山东东营等地规定可以限时燃放；更重要的是，慢慢走出三年疫情阴影的人们，渴望用一场烟花来迎接新的生活。与此同时，也有多地在回应中明确，仍将执行既往政策。（中新社）
春节语境下，烟花爆竹素来被赋予诸多内涵。诸如驱疫消灾、辞旧迎新种种。而在最近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烟花爆竹的传统意涵，完美契合了公众祈福祝愿、自我释放的心理诉求。于是乎，很多人对于烟花的渴望与思念，在即将过年之际，尤显炽烈。当下，关于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调整，网络舆论多有呼吁，而各地的回应则是各不相同。其中，围绕“地方具体情况”与“标准统一性、普适性”的争辩，不可谓不激烈。
值得注意的是，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走向，近来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正在同时发生。有一些地方，扩大了禁燃区域、禁燃时段，空前严格、严防死守；另一些地方，则是“以退为进”，以指定区域、指定时间的“限燃”来取代一刀切的“禁燃”。事实上，关于烟花燃放政策的制定，地方主管部门，有着极大的自主决策权。由此，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地方差异”——不论是“禁燃”“限燃”还是“放开”，理论上，都应该基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是。
按照合理的逻辑，烟花燃放政策的收放，乃是依据客观指标、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决定。比如说，一些收缩型城市，人口分布密度大幅下降、闲置空旷地带大量增加，那么自然就有条件放开烟花燃放。再比如说，一些大城市的郊县、卫星城，近年来得益于“溢出效应”快速发展，工厂、商场、住宅区、人流等大量增加。这些地方之前还具备“有限燃放”的条件，今年纷纷也加入了“全域禁燃”之列了。诸如此类的做法，体现了一种保稳、避险的公共治理文化。
当然了，我们说“没什么错”的政策，未必就是最优选项。以烟花燃放政策的调整为例，其核心考虑要素，无非是“风险”。而“风险”，并非完全一成不变，“防险能力”“风险偏好”与“风险承受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风险的主观认知……燃放烟花的风险，大致在于三方面：其一，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的风险；其二，烧伤、炸伤等意外伤害的风险；其三，引发火灾等消防隐患风险。事实上，除了第一种风险，后两类风险，都是有尽可能规避的可能性的。
划定指定集中燃放区域，组织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指导燃放，或者说开发出更安全、环保的烟花爆竹新品，凡此种种，都是可以尝试的方向。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形成“一禁了之”的路径依赖，而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去最大程度平衡好风险管控和民间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