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时隔61年中国再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
多位专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减负”，“用好”现有的人，提高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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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减轻婚嫁、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最近几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几乎所有的人口预测都得到类似的结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立龙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对于我国来说，人口负增长主要就是死亡人口规模超过了出生人口规模，我国近几年出生人口规模快速减少，死亡人口规模逐步增加。出生人口规模的减少与初婚年龄的推迟、育龄妇女尤其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的减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降低等因素有关，而死亡人口的逐步增加更多的是与老龄化有关。可以预料，如果出生人口规模继续保持这种下降的态势，未来人口负增长的幅度会越来越大。
张立龙指出，如何通过更加友好的家庭支持政策，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来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提高生育率进而减少未来人口负增长的幅度或使得人口总量保持总体均衡的主要途径。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也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即对于个体选择生育的行为，政策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减轻他们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史毅表示，有几方面的工作需要关注。一是开展系统性的人口监测，把死亡、出生、迁移、流动，包括婚姻登记等一系列的生命历程数据进行资源的整合和监测，这样能够实时掌握人口变化的动态状况。
“因为在当前这个阶段，不管是出生人口的波动性，还是死亡人口的波动性，以及婚姻状况的变化，对我们人口发展的影响都会变得非常敏感，所以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数据监测，便于为政策的出台提供支持。”
同时，史毅建议，在应对低生育率方面，要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特别是要建立生育支持的基本制度，把生育支持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固定的，能够稳定持续有财政投入的政策体系，对于整体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才能发挥综合作用。否则单方面的支持，对于提高生育意愿，作用是相对较小的，“应该去综合性地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用好”现有的人、提高人力资本
除了减轻年轻人的生存压力，降低生育成本，还需要从提高人口质量入手，“用好”现有的人。
史毅表示，怎么在社会阶层的流通方面打开一个顺畅的通道，很重要。“给年轻人提供更有活力更有前景的上升通道，在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把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再做一次调和。这样是有可能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的。”
史毅还表示，在人口质量方面，特别需要加大儿童早期的人力资本投入。很多的研究都证明，早期人力资本投资，从中长期来看，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回报是远远大于中后期的。“当前对于早期人力资本的公共投入相对还是比较薄弱，应当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比如婴幼儿照护、托育服务、学前教育等系列领域，都应该加大公共投入。”
他建议，同时也要推动教育领域的改革，不论是专业设置、课程培养体系，还是技能培育方面，能够建立与当前产业的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岗位需求等相匹配的培养体系。当前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和企业，与市场上所需求的岗位要求，常常不匹配或难以吻合，这样对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会带来较大的影响。
“现在正好利用当前的窗口期，提前做好政策的储备，特别是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系列制度上，提前做好政策储备，来应对中长期的冲击和影响。这是我们当下特别需要去做的一件事。”史毅说。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已有的劳动力能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方式，在全国范围里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的配置，将现有的劳动力用好，减少误配，也可以减少生育率下降的影响。
“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率下降带来的问题。”钟辉勇补充道。
改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服务
除了人口总规模的减少，中国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也受到关注。
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比2021年降低0.5个百分点，总规模减少了666万。“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4.9%，比2020年七普公布数据高出1.4个百分点，规模增加了1800万。随着我国1962年~1972年出生人口陆续进入老年阶段，老龄化速度将加快；我们自己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24%。”张立龙说。
他指出，“如何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尽快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更加迫切。”
史毅表示，另外还有一个指标是值得关注的，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比上年末提高了0.5个百分点。“从最近几年的趋势来看，实际上城镇化率提升的幅度近几年是在小幅下降的，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进入了放缓期，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化的水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国目前城镇人口的占比，虽然达到了65%，但这65%中实际上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主要生活地还是在农村，经济情况相对还是较弱的。”史毅指出，他们在城市地区的就业稳定性、收入状况、社会融合、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就医等系列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得到保障。
“因此，在城镇化率放缓的情况下，让现有的城镇常住人口更加均等化地享受公共服务，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