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感谢，这场纠纷折腾了这么久，总算是有了结果，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王某欣喜的声音，一时间，我的思绪又被拉回到了他第一次来院里申请监督时的场景。
交通事故引发纠纷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他没按约定修车，凭什么让我赔1900元？”王某第一次来院里申请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时，情绪激动地说。
经过详细询问，我了解了事情的经过。2021年12月，王某骑电动三轮车横穿马路与卢某驾驶的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卢某汽车右前灯及前保险杠碰擦。事故发生后，卢某当即拨打“110”报警。经交警现场勘查，确定王某负全部责任。考虑到王某以卖废品为生，收入微薄，经双方协商，卢某表示可以不去4S店维修车辆，但要按其要求修复车辆。
王某将卢某带至一家修理厂，先对事故车辆做了喷漆处理，后来因天色已晚，二人协商日后再来该厂修理。但事后，卢某并没有前往约定地点修车，并表示对王某指定的修车厂不满意，要求重新选择地点修理，再由王某结算。王某不同意，也没有支付卢某后续的修理费。
2022年6月8日，卢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王某支付车辆修理费2900元，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以小额诉讼程序对该案进行了审理。经过庭前与庭中多轮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院结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卢某的转账记录，判决王某支付卢某车辆修理费1900元。王某不服法院生效判决，向检察院申请监督。
耐心听完王某的诉求后，我详细地向他解释了民事生效裁判案件申请检察监督的条件。因王某尚未向法院申请再审，该案不符合检察院受理条件，我建议他先向法院申请再审。
和解工作陷入僵局
“那份认定书是伪造的！”一个月后，王某再次来到我院提出监督申请，并声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电子签名并非他本人所签。
为了还原真相，我和同事联系到卢某，也走访了交管部门，并查看了交警的执法记录仪。经过对事故现场的录像进行回放，我们发现，王某因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发出后不愿签名，经交警多次询问，才表示可由交警代签，所以他提出“认定书是伪造的”这一说法不成立。
“提出监督申请应当有合理诉求和正当理由，如果以虚假、捏造的理由申请监督，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针对王某的无理申请，我们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我们一家靠收废品为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很多小区都不让外人进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难上加难，我原以为修车费只要五六百元，可法院判决后要我赔偿1900元，我实在负担不起啊！”王某承认错误后也道出了自己的苦衷。考虑到王某的实际困难，我们再次联系了卢某，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赔偿数额达成和解。
“在事故现场想逃跑，认定书不肯签字，打电话也不接，我在小区门口蹲了3天才拦到他，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卢某坦言，他起初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王某的难处，本想只要王某能诚恳道歉，他甚至可以不收其修车费，但事发以后王某一直拒不配合的消极态度令他难以接受。
卢某表示，如果王某可以一次性支付1500元，他就不再申请执行。但王某表示，自己只愿意拿出600元。因双方都不愿作出让步，和解工作陷入僵局。
反复沟通解开“疙瘩”
“我的银行卡、微信都被冻结了，这可怎么办啊！”今年2月16日，王某又急匆匆地找到我院申请执行监督。原来，卢某依据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后，王某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不知所措的王某赶紧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一边安抚王某的情绪，一边向他耐心地释法说理，告知他民事执行监督是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但经过审查，该案的执行并无不当之处。
“再这样僵持下去，面临的就是‘双输’局面。”看到两名当事人因为这起纠纷身心俱疲，我下定决心帮助他们解开“疙瘩”。
我们决定采用“背靠背”形式进行“一对一”交流，一方面向王某耐心解释检察机关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的依据，劝导王某端正态度，向卢某诚恳道歉以求谅解；一方面向卢某说明王某生活困难的实情，也转达了王某想通过协商解决纠纷的诚意。
经过一番沟通之后，双方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今年3月24日，在检察院、法院的共同见证下，王某和卢某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王某向卢某一次性支付了1000元修理费，卢某撤回了执行申请，法院也对王某的银行账户予以解封，双方当事人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芥蒂回归正常生活。看到他们和解的那一刻，我也如释重负。
这个案子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应当认真审查每一份证据，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名案件当事人，作出的决定要立足于对整个案件事实全面、准确的把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讲述人：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王天碧 本报通讯员马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