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影响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和资产配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将如何影响各类资产的价格？其对资产配置的需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口老龄化背景之下，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将会发生哪些变化？
12月11日，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中信银行财富管理部总经理王洪栋、中国邮储银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刘丽娜和新华基金董事长翟晨曦就“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的资产配置策略”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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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市场可捕捉结构性机会
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表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表现出四个重要特征：人口数量庞大，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以及养老三支柱总量不够，第一支柱独大，第三支柱才起步。
从全球大趋势来看，居民财富配置正从非金融资产、房地产向金融资产演化；同时在金融资产内部，现金和存款的占比在增加，股票的资产也在增加。
因为疫情等方面的原因，银行的储蓄率提升到一个高点，预计未来10年、20年会有所下降，但是也会按照全球的路径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回到中国，她的基本判断是，老龄化一般会伴随着较低的利率水平，中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会长期波动下行，但仍可以保持一个合意水平。
“权益方面有捕捉结构性的机会。”潘东补充称，老龄化对权益回报的影响，实际上从美国、日本来看并不明确。展望未来，老龄化对中国权益回报的影响，可能会位于日本和美国之间。未来指数的回报可能不见得会有多亮眼，但是权益市场是存在多方面的结构性机会的。
潘东说，老龄化背景下，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和谐，所以ESG的投资不管是市场规模还是市场份额都会有大的进步。
房地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类资产。潘东认为，老龄化对房产回报的影响其实是不太明确的。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房地产的长期回报可能要进入一个下行通道，房地产将从城镇化向城市化转变，未来可能三大都市圈的城镇化还是有很多的结构性机会。
个人养老储备投资迎爆发式增长
中信银行财富管理部总经理王洪栋从财富管理的微观角发表了他的观点。据他介绍，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1981-1997年三次婴儿潮，第二波婴儿潮人口达到2583万人。从具体年份来看，1963年正是处于第二次婴儿潮波峰的高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0后人口达到2.39亿人，70后有2.17亿人，总数超过4.5亿人。按照我国现在的法定退休年龄，1962-1975年出生的这批60后、70后，将在今年一直到2035年步入老年期，成为这轮退休大潮的主力军。“随着退休年龄的临近，工资等刚性收入下降，家庭的支出如果想保持一个刚性的状态，他们个人养老储备的投资需求可能会有爆发式增长。”王洪栋说。
王洪栋同时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人群的风险偏好会随之降低，他们的养老储备需求可能主要会聚焦在长期资产和稳健性资产，比如年金险、两全保险稳健性的养老保险、养老理财等，这部分群体的风险偏好缓降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减少对无效资产边际需求，增加对固收资产的原有需求。因此在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方面，我们要重视长期资产和稳健资产的构建。
从中微观的角度，王洪栋也观察到，中青年群体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方面比较担忧，个人养老储备的意识觉醒得比较早，包括此次三支柱养老账户一推出，各个银行都在快速开户。
王洪栋表示，今年中国的三支柱养老账户正式建立的需求空间巨大，对于中青年群体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正处于财富积累的初期阶段，支出比较旺盛，对流动性的需求比较高，很难将大部分资金长期放置在这类长期资产上。二是从他们的个人养老储备角度来看，因为比较年轻，可投资资金的周期比较长，这两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投资组合需要兼顾流动性、稳健性和成长性。
“所以，在大类资产配置的实施层面，可以围绕稳健类资产构建一个长期的组合，在成长资产上可以采用分批构建的方式，实现个人财富的配置。”王洪栋建议。
中国储蓄率将长期性下行
中国邮储银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刘丽娜从商业银行的视角，表达了她对老龄化问题的看法。她表示，因为商业银行的负债就是它的储蓄端，跟各类资管产品互为镜像，他们之间由于风险收益和流动性特征的不同，是不同的一个配置渠道。
刘丽娜还分享了几个她观察到的现象。一是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长期储蓄率会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下降，在中国也确实看到了同样的趋势，大概从2008年开始，我国总储蓄率一路下行。一些区域性的银行，比如说城商行和农商行，它的储蓄甚至是长期储蓄在近年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与国际趋势非常一致。
二是关于领取养老金的群体怎么样配置自己的资产。根据他们近期在邮储银行网点做的调研，二三线城市以及县域的养老金使用客户，非常重视资产的流动性，其资金的核心用途主要为支付基本生活费用，这个比例超过50%。在满足养老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再存起来，但他们不偏好长期的储蓄，更偏好存活期或一年期及以下，只有10%左右的资金用于投资在各类金融资产上，近3%选择购买国债，8%-9%选择保险、基金这类理财。
“从长期看，中国的储蓄率肯定是处于一个下行通道。” 刘丽娜强调，这种长期性的变化也是监管部门、政策制定部门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商业银行储蓄率如果发生方向性的变化，它可能会伴随的是流动性等多方面问题，比如资管产品，是不是会随着储蓄率下行引发强调增长等。
总体来看，她认为人口老龄化已经在非常明显地影响居民储蓄，长期和短期的效应在相互交织。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它是既有远虑也有近忧。近期主要是在驼峰效应发挥作用的同时，存款的定期化和付息率上升；远期可能会比较担心储蓄率的下降带来的对信贷资金市场和债券定价中枢产生的长期影响，同样的影响也发生在资管机构。
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持续上升
在新华基金董事长翟晨曦看来，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全市场链条的，养老储蓄、银行理财、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各类金融机构都放开了养老类产品，但养老金的放开会导致整个金融资产的占比更加提高。
在美国市场上，养老金的占比超过30%，也就是说，养老金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里面的占比会提升到比较高的水平，这对中国来讲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确进入到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要客观地看到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我们从原来的基础设施+出口+房地产拉动的经济体，转向现在的科技+消费拉动的经济体，这就决定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人均GDP跟原来比大幅提升的阶段。”翟晨曦说。
数据表明，随着人均GDP提高，居民不动产的占比会随之降低。另外，随着我国进入准发达国家阶段，我们也进入资产结构变化的阶段。从2017年到现在，房地产的配置占比已经稳定地下降了5%。
展望未来，翟晨曦表示，由于我国现在进入一个偏低利率环境，会导致居民很难在利率的资产里面获得足够的回报，这就需要给投资者创造更多的资产和策略。
此外，中国人口拐点已经到来，到2025年左右可能会呈现一轮老龄化的平台期，房地产在我们家庭资产中的占比还要下降10个百分点，与此所对应的就是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将持续提升。
值得补充的是，在金融资产提升的过程当中，随着我国高净值人群的增加，包括新兴阶层的增加，对权益类资产不偏好。但是另外一方面，随着老龄化人口增加，为了养老的预防性储蓄和投资需求增加，它需要更多更稳定的回报，因此对于偏低风险的资产需求会更大。
同时，随着养老金的需求持续提升，对机构专业化的需求也会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