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最新金融和社会融资数据显示，11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21万亿元，同比少增596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6109亿元。整体来看，11月我国新增信贷、社融增量规模较10月有所改善，但仍低于市场预期。
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64.7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6个和3.9个百分点。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当月M2同比增速创下自2016年4月以来的最高值。
受访专家指出，11月新增信贷和社融增量数据不及市场预期，显示出当前宽信用进程受到扰动。尽管当月M2增速创下近年新高，但M2与M1（狭义货币）增速的背离或更多反映出当前因消费意愿不足引发的预防性储蓄上升。接下来，仍需要稳增长政策不断加力以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并带动信贷和社融平稳扩张。
企业贷款仍是当月强支撑
11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社融增量规模继续同比少增，但部分信贷结构呈现出改善态势，尤其体现在居民中长期贷款、企业中长期贷款的修复上。
从信贷结构看，11月住户贷款由上月的减少转为增加262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由上月的减少转为增加52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103亿元。11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837亿元，环比增加421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24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7367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549亿元。
中泰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杨畅指出，11月居民中长期贷款虽然同比继续少增，但从10月份的332亿元显著回升至2103亿元，反映居民按揭贷款需求有所修复。
“企业贷款仍是11月新增信贷的主要支撑。”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在降准拉动、低基数效应和基建、制造业、地产等重点领域发力下，企业中长期贷款仍维持较高景气度。
从社融增量结构看，企业债券融资、政府债券融资和表内人民币贷款是11月新增社融增量的主要拖累项。数据显示，11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14万亿元，同比少增157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596亿元，同比少3410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6520亿元，同比少1638亿元。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对证券时报记者说，政府债券发行仍是当月社融的重要支持因素，但由于11月中旬以来债市大幅调整，基准利率的快速上行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近期推动债券市场利率下行的条件不足，拖累企业债券净融资规模。
M2与M1增速明显背离
11月末，M2同比增速高达12.4%，不仅超出市场预期，还创下自2016年4月以来的最高值。此外，11月M1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上月末低1.2个百分点。11月份，M2与M1增速出现明显背离。
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指出，M1主要包括M0（流通中货币）加上企业活期存款，而M2除企业活期外还得加上企业定期及居民储蓄存款。导致二者背离的原因可能是居民储蓄存款大幅上升，或者是企业定期存款大幅上升。在他看来，11月末M2和M1增速的背离主要原因是疫情导致的预防性储蓄上升。
“居民户存款较去年同期多增1.52万亿元，是M2增速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对记者表示，疫情多发等因素导致的消费场景不可及以及居民金融资产间的转换是造成居民户存款明显多增的两个重要原因。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同样指出，从11月数据看，当月居民存款新增2.25万亿元，企业存款仅新增1976亿元，差距非常大。居民存款的反常高增只能说明消费意愿不足，导致居民存款向企业存款回流不畅，进而导致了超额储蓄。
对于已达近年高点的M2增速，张旭提醒，假如未来M2增速长时间运行于当前水平，随着消费动能的释放，则有可能带来短期的结构性通胀压力。
“短期看，M2和M1增速背离可能还会延续。”李奇霖表示，虽然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放松，但短期内超额储蓄还是很难转化为消费。另外，由于买一手房会让居民的储蓄存款转化为房企的存款，因此房地产销售不景气也会出现M2与M1增速背离的现象。
还需稳增长加力巩固
整体来看，尽管11月份部分信贷结构有所改善，但社会有效需求依然偏弱。多位专家一致认为，疫情反复和预期不稳对宽信用形成持续扰动，需要稳增长政策不断加力以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并带动信贷和社融平稳扩张。
庞溟表示，预计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状态，保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进一步引导政策利率下行，努力通过压降金融机构资金成本、降低存量贷款中的普惠小微贷款和成本相对较高的按揭贷款的利率，带动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企业贷款利率、个人消费信贷成本稳步下行。
李奇霖指出，当前企业中长期贷款主要靠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外需目前有下行趋势，对制造业盈利预期会有冲击，若内需受疫情影响，制造业短期将遇到内外需双紧的局面。他认为，基建投资是未来宽信用的主要抓手。在财力和隐性债务治理的约束下，未来基建投资大概率需要不断靠准财政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