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房借钱，借贷双方对还款数额各执一词诉至法院，历经一审、二审未能息诉。被抵押的别墅被法院拍卖，债务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官抽丝剥茧找到了新的证据，彝族老阿妈说——
别墅回来了，卡莎莎
姚雯/漫画
(资料图片)
深冬的西昌市依旧阳光灿烂，空气中透着融融的暖意。临近岁末，年过七旬的彝族老阿妈何某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检察院，拉着该院第五检察部主任王英的手连声说道：“感谢检察院保住了我的房子，让我老有所依，卡莎莎，卡莎莎！（彝语‘谢谢’）”
押房借钱 债主起诉卖房
2020年9月的一天，何某来到凉山州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官，我们夫妻俩当年向席某押房借钱，我丈夫沙某身故前已向席某还了大部分借款，可现在马某却让我重新还钱，现在被抵押的房屋已进入拍卖程序，请检察官帮我主持公道啊……”何某情绪激动地说。
何某的监督申请很快转到该院民事检察部门，办案检察官迅速展开调查——
2013年12月，何某、沙某夫妇因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找到同住一个小区的席某借钱。席某与马某商量后，将190万元打到马某的账户上，以马某的名义借款给沙某。同年12月3日，马某与沙某在席某的公司签订《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双方约定沙某向马某借款200万元，借期3个月，以沙某的一套别墅作抵押，月利息1.8%，双方为合同办理了公证。同时订立《同意强制执行承诺书》，约定借款到期不能按约还款时，同意马某向法院申请对该抵押房屋进行强制执行。次日，何某收到马某银行转账190万元，沙某、何某出具收条时载明：“今收到出借人马某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其中银行转账190万元，现金10万元（因我夫妻二人无文化，此收条由电脑打印）。”沙某、何某在收条上签名并捺手印。
2014年3月1日借款到期后，双方重新签订了一份《房屋抵押展期合同》，展期金额为200万元，约定期限自2014年3月3日至2015年9月2日，月息及违约金不变，继续以沙某的别墅作抵押，而后双方为展期合同办理了公证，为别墅办理了抵押他项权登记。
2016年2月，沙某因故离世。同年3月，马某持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文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各执一词 两审法院判令重新还款
申请强制执行时，马某要求沙某之妻何某偿还欠款本金200万元、利息97.2万元、违约金40万元、公证费10116元。何某提出异议，称自2014年1月至2015年9月，他们夫妇已通过席某的中介公司向马某按每月10万元标准还款21次，2015年10月还支付给马某现金8万元。因马某申请执行的公证文书中载明的还款付息金额有重大事实出入，无法确认应当执行的借款本息金额，法院裁定公证执行书不予执行。2018年4月，马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借贷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合同载明出借人是马某，但并未约定需通过席某来还款，同时，何某自认已还款给席某，马某事后又未予认可；无证据证明席某及中介公司与马某、沙某、何某有何关联，因此沙某向席某转账的行为与借贷合同无关。法院最终判决何某向马某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利率按每月1.8%计算，并支付违约金4.8万元。
何某不服，申请再审被驳回后，于2020年9月向凉山州检察院申请监督。
抽丝剥茧 新证据复原还款事实
出借人、借款人对借款和还款金额各执一词，何某和马某到底谁在说谎？席某及中介公司与本案有何关联？一起看似普通的借贷纠纷，案情却扑朔迷离。
受理该案后，凉山州检察院从西昌市、德昌县、普格县检察院抽调人员组成办案团队，四川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派出2名办案组长实地指导办案。通过查询马某、席某2012年以来的银行交易记录、查阅中介公司工商注册资料、调查有关当事人及排查席某所涉及的有关民事诉讼案件，办案检察官发现，马某、席某两人的资金往来频繁。更加蹊跷的是，2013年12月4日，席某先后收到3名案外人打款150.45万元，加上银行卡自有资金39.55万元，共计190万元，这笔钱后被转入马某在农业银行的账户内，当日，马某便将该账户的190万元转入了何某的农业银行账户内。而前一天，正是何某夫妇与马某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至此，借款金额和实际借款人由模糊变得清晰，真相呼之欲出。
合同载明的借款金额明明是200万元，可何某的银行卡只收到190万元，这是为何？原来，余下的10万元按照双方口头约定的月息5分的借款利息，作为支付第一个月的利息从借款本金中扣除了。
“民间借贷里面套路多、花样不少，比如‘砍头息’就是指出借人在支付借款时事先从借款本金中扣除一部分钱，看似约定俗成，实则是不合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因此，本案借款本金应当认定为190万元。”办案检察官王英表示。
与此同时，办案团队对搜集到的证据资料反复核查后发现，马某、席某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等刑事犯罪。凉山州检察院遂迅速将相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席某、付某涉嫌骗取贷款罪案件（另案处理）进行侦查时获取的有关证据证实，何某夫妇与席某、马某在借款时确有“每月利息5分，由席某收取”的口头约定。因此，沙某定期汇款至席某账户，证明双方当事人支付利息的实际方式与该口头约定一致，这让马某故意隐瞒部分还款事实的行为浮出水面。
在各方面有力证据的支撑下，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自2014年1月至2015年9月，沙某按照口头约定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席某转账共计15次，已偿还124万元。2022年3月28日，四川省检察院向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本案中，我们以民事检察推动刑事侦查，形成民事调查核实与刑事侦查相互牵引、互为补充、共同推进的协作模式。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与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形成了职能融合、良性互动，破解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中的查证难题。”王英告诉记者。
检法联手 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2022年4月21日，四川省高级法院对此案裁定再审，中止原判决执行。而此时，被抵押的别墅已完成司法拍卖程序，正准备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手续。法院的裁定及时“叫停”了房屋所有权变更程序，这让何某松了一口气。
2022年8月18日，四川省高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经主审法官询问，原告方马某表示愿意调解，但提出何某应一次性支付100万元了结本案的本金及利息；何某提出，沙某另外还用现金向席某归还了30余万元，马某故意隐瞒还款事实，损害了司法秩序，应当受到惩罚，提出只愿支付40万元。如此悬殊的金额差距，让调解工作陷入了僵局。
如何打破僵局？“我们多次与何某及其律师电话沟通，耐心细致地释法说理、分析利弊，指出用现金还款的情况没有证据证明，在法律上不会得到认定。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将会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追究，不能情绪化对待马某在诉讼中的问题，还是应当回到法律框架中来解决问题。”四川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马开洪说。
另一方面，主审法官也向马某充分释法说理，希望她在还款金额、支付方式上作出最大让步。经过检察官、法官设身处地地劝导，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何某在一个月内一次性偿还马某80万元，马某承诺解除案涉房屋的抵押登记，退还该房屋的土地证和房产证。2022年10月8日，四川省高级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同年11月16日，何某履行完所有手续后，拿回了案涉房屋的土地证和房产证。
据悉，2020年，四川省检察院与省高级法院会签了《关于办理民事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南（试行）》，对联合和解机制予以明确，从省级层面推动建立了检法联合和解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四川省检察机关已依托该机制，成功和解58件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本案是检、法两部门携手共进、化解纠纷的一个成功范例。不仅有效化解了当事人矛盾，还减轻了当事人讼累，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更好地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四川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王昱表示。
（本报记者曹颖频 通讯员李敏 杜伟）
■检察官说法
多措并举破解虚假诉讼监督查证难题
涉财产型民事案件是当前虚假诉讼的高发区。在民间借贷纠纷虚假诉讼中，不管是当事人一方隐瞒还款或虚构借款等案件事实、伪造证据或法律关系，损害诉讼相对方利益的单方虚构型虚假诉讼，还是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虚构借款、虚增借款金额及借款担保等案件事实或法律关系，侵害案外人合法利益或达到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等其他不法目的的双方串通型虚假诉讼，因案件事实、法律关系简单，对诉讼证据要求低，违法行为人往往通过伪造借条、制造银行交易流水形成支付凭证或委托第三方收款等方式伪造、变造证据，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检察机关在办理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案件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多措并举、能动履职。一方面，充分运用好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询问当事人或案外人及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调查核实措施，突破案件难点；另一方面，对复杂、疑难案件可通过“一体化”办案机制，积极探索刑民协同和内外联动，借助监察部门、公安机关的相关调查、侦查手段查办案件，形成对案件关键证据的获取、固定，提升对民间借贷纠纷虚假诉讼的监督质效。
（四川省检察院马开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