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发展至今,我国私募股权行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基金业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总规模已经接近15万亿。随着行业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私募股权行业正在经历行业格局的深度调整,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阶段性的问题。对此,紫荆资本法务总监汪澍认为,当前私募股权行业面临的很多问题的首要症结在于“退出”。
他表示,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的退出并没有得到体系化的安排,每年的退出规模远远小于资金新增规模,成为了一个只进不出的蓄水池。从具体数字来看,近年来,我国私募股权平均每年新增规模约1.5万亿到2万亿,而总退出规模却不超过6000亿,其中通过IPO减持退出总额仅为2000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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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不畅直接引起了当前行业较为突出的几个矛盾,首先就是资金端日益艰难的募资问题。无论是2014年左右大举进入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老玩家,还是2016年后以国有资本为主力的新入局者,随着大量基金陆续进入退出期和清算期,新老LP都面临着巨大的退出压力。汪澍还特别提醒到,国有资本退出困难将可能为市场带来更加严格的监管。而在国外作为典型“长钱”的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产业资本等,在我国私募股权行业中的占比仍然较小。因此行业整体流动性不畅导致了短期资金层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其次是资产端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在以地方财政资金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大举进入市场后,更是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因为相较于项目的投资收益,他们则更看重基金为地方带来的招商引资效果。因此每个细分赛道龙头项目得到了很高的估值,小项目却无人问津。这也为后来的一二级市场倒挂埋下了隐患,退出难度进一步提升,形成了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价格虚高还导致GP在投资策略上出现了方向的变化,一方面机构开始关注更早期的项目,这样才能拿到更低的估值。另一方面,更多的中小型GP放弃综合策略,开始朝专业化方向发展。这两个投资策略的显著变化,直接导致了投资周期的进一步延长,从而退出节奏也随之进一步降低。
第三,基金端的马太效应日益加剧。头部机构由于在资金和品牌方面更具优势,在项目谈判过程中往往可以获得更大的议价空间,因此他们基本上吸纳了市场上主力的LP资金,随之而来的投资压力进一步助推了部分项目的超高估值问题。而大量的中小机构则面临着新基金募集和资产退出方面的不均衡,造成短期内的青黄不接,此时更容易引发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甚至出现基金“爆雷”的现象。
对此,汪澍强调,“这些负面事件极易引发监管环境的重大变化。”他认为,自2014年,中国证监会开始对私募基金进行统一监管以来,外部监管一直十分严格。再加之我国的管理人队伍确实良莠不齐,这也将带来未来监管的持续收紧。未来,监管机构对于私募股权行业会以扶优限劣为主线,对于合规意识强、循环顺畅的优质机构,会出台鼓励性的措施,并尽量减少监管的干扰,而对于负面事件和负面舆论集中的机构则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
基于对私募股权行业资金循环问题的观察,汪澍提出了几点对行业监管趋势的判断。
第一,系统性的退出路径建设迫在眉睫。以注册制发审制度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亟待进一步优化完善;以S基金份额交易和产业并购策略等有助于加强一级市场自身流动性的退出生态亟需鼓励;基金亏损确认、清算、注销等方面的法律障碍亟待解除。
第二,国有资金和财政资金在私募基金方面的监管将会更加严格。政府引导基金从2016年发展到现在,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摩擦和纠纷,传统的国资监管无法满足需求,只能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影响国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持续出资。
第三,合规水平将会成为未来管理人能否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由LP资金属性所决定的,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长期资金背后的机构投资者,对于合规水平都有很高的要求,管理人只有达到了更高的合规标准,才有机会获得这类资金青睐。第四,未来几年仍然是调整期,政策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变化和调整,整体缺乏可预期性,因此管理人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需要不断修炼内功,这样,当行业预期越来越好时,才能把握住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