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紫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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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月，苏州城南昭明巷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黄家几乎全部的器用财物。好在毁于一炬的只是日用之物，屋舍内所贮书籍得以幸免，这对于嗜书如命的主人黄丕烈来说，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
失火后的房屋残破不堪，不宜再居住，黄丕烈一家便于次年迁居城西王洗马巷。在这里，他营建了自己的第一座私人庭院，取名“荛圃”，这便成为此后他最为人熟知的别号。
黄丕烈像 清翁雒绘
中举与辞官：专事收藏的一生
清代乾嘉年间，正是苏州私家藏书最为鼎盛的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黄丕烈家境殷实，这为他的藏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平生博学多闻，惟好收聚典籍，从二十多岁便开始藏书，一生共收藏二百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明刻本，以及大量的旧抄本、旧刻本。其藏书之丰富，为当时东南巨擘。
黄丕烈“少岁读书，务好精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19岁中秀才，26 岁中举，并多次赴京赶考，只可惜始终未能金榜题名，走入仕途。
嘉庆七年（1802年）春，年已四十的黄丕烈最后一次赴京会试，不料依旧落第。他黯然离京，顿觉“世事都淡，惟此几本破书，尚有不能释然”（《荛圃藏书题识》），此后他再无意科场，在富庶的江浙专事收藏、校雠、著述、刊刻等事业，选择了藏书与校勘的一生。
当时的苏州贸易繁盛，是商旅必经之地。黄丕烈居住的城西尤是如此，每日商贾往来，十分热闹嘈杂。而他终日读书喜静，觉得城西过于吵闹，不宜久居，于是举家搬到书坊书肆众多的城东悬桥巷。
迁居之后，黄丕烈经常到书肆云集的玄妙观附近购书，家门前的水路便于他乘船访友，这些交游为他的藏书活动提供便利。而他的访书活动也不局限于苏州范围，昆山、常熟、江宁、嘉兴、海宁、杭州等地都有其访书的踪迹。且因其多次赴京赶考的经历，加之友人从京师邮寄或代购，北方一些藏书家甚至王府散出的古书也多为黄丕烈所得。
黄丕烈嗜书成性，有书虫、书魔、痴绝之称。在其汗牛充栋的古籍之中，他极爱宋本书。在悬桥巷的家中建有专室，名曰“百宋一廛”，收藏宋本书一百余部。
钱大昕苏州石刻像 《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 清孔继尧绘
交游与藏书：百宋一廛的时代
《礼记》有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乾嘉盛世，天下承平。此时的苏州聚集了一批学术界的一流人物，可称全国的学术和文化中心。
据记载，黄丕烈与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顾千里等全国一流的学者大家往来甚密，与陈鳣、阮元等九十余位学者士人有过书籍往还，极大促进了书籍的递藏交流，使不同地域、不同藏书中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他在《荛圃藏书题识》中写道：“爱书者尤不可不爱友也”。其在藏书、版本和校勘上取得的成就与他同当时藏书界、学术界乃至书商的广泛交往密不可分。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钱大昕在苏州紫阳书院主讲。此后的十六年，钱大昕一直生活在苏州。在这十六年间，黄丕烈与之交往甚密，二人经常相互借书、品评赏读。除此之外，他们在校勘、题跋方面也多有交流。钱大昕以治元史著称，曾请收藏元代艺文之书较多的黄丕烈帮忙订补校正，最终刊刻印行《补元史艺文志》一书。
乾嘉年间，苏州藏书活动日盛，众多江浙一代的书商专门来到苏州，其中以湖州人居多，被专称为“湖贾”。书商得知黄丕烈喜好藏书，于是书贾日盈其门，纷纷来到黄家售书。黄丕烈坚持“不善不收，遇善必收”，遇到古籍善本必定购买，不惜花重金对破损的古籍重新装潢，甚至同一部书购买多本，想方设法将残缺的内容补全，使许多濒危的古籍得以流传。
即使不是很想要的书，他也会买下一两种，不让书商失望而返，因此日后如有好书，书商总会先送到黄丕烈的家任其挑选。
良禽择木而栖，书买得多了，似乎好书也会择主而来。在《浯溪诗文集》的题跋中，就记载着黄丕烈购书的一则逸闻。多年前，黄丕烈曾梦到《中兴帖》一文，偶然与友人谈及梦境，得知此文为唐代元结所撰，后来由颜真卿书于湖南浯溪崖壁之上。而在此梦境二十三年后，黄丕烈竟偶遇《浯溪诗文集》，里面收录了《中兴帖》全文，他顿觉天命使然，立刻便购下这部诗文集。
“因载梦兆于此﹐且见此书之来，与余盖有宿因焉！”——《浯溪诗文集》跋
宋刻本 陶渊明诗四卷补注一卷 黄丕烈藏书
版本与校勘：求古求真的学问
黄丕烈的藏书活动始终围绕着古籍版本而进行，并与古籍的校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正是黄不烈区别于一般藏书家最根本的地方。
他提出“书籍贵有源流”。古籍在历代翻刻传抄、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会产生多种不同的源流，不同源流的古籍会产生新的形式和内容特征，比如校勘者的校勘笔迹、名家的题跋批注、藏书家的藏章印记等等。这些内容是区分古籍版本价值重要的因素，也是历代藏书家极为重视的版本信息。
黄丕烈遵循乾嘉学派“求古”“求真”“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坚持“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对古书文字内容的校勘十分精审，经常“集众本以校一书”，搜集多种不同版本，搞清各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用以校对一书。并通过纸张、墨色、字体、版式等特征对古书的版本进行鉴定，力求准确。
“凡书不可不细校一通，第就外面观之，谓某本胜某本，此非定论也。”——《荛圃藏书题识》
对于当时的藏书界，宋本书是公认的价值最高的古籍版本。这不仅因为宋本年代久远，数量较少，更在于宋本书的内容最为准确，是后代诸多版本的源头。黄丕烈对宋版书极为推崇，他曾说“凡古书，翻刻不如原刻，明刻不如宋刻”，在校勘过程中，常以宋元旧本为底本，对宋元旧本轻易不敢动一字，立求古书版本和内容之真，经常是“不得宋刻，总不敢定其是非”，因而有了“佞宋主人”的别号。
他在《百宋一廛赋注》中也表达了对宋本书价值的推崇：“存亡者，晦而仍出也；起废者，坏而复善也；憭惑者，疑而取决也；条纷者，乱而获理也。四者，居宋椠之大端矣！”
在校勘方法上，黄丕烈坚持“死校”的严谨与审慎，同时兼顾“活校”的方法，既重视古籍版本对校勘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校勘来判断版本的优劣，使两者互为支撑，得以在大量的明清抄刻本上保留了宋元版本的全貌。正是因为他对于版本的重视，以及校勘中坚持“书以旧刻为佳”的原则，收藏古书的旧刻旧抄，为乾嘉学派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版本的依据。
同时，黄丕烈还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目录学家，他亲手编纂了《所见古书录》《百宋一廛书录》《百宋一廛赋注》《求古居宋本书目》等多部书目，发展了目录学中版本目录一派。
版本学研究学者姚伯岳认为：“搜集散失罕见的古籍善本、阐明古籍版本的授受源流、鉴定古籍版本的优劣真伪和价值大小，构成了黄丕烈藏书活动的主要内容。”黄丕烈的藏书事业是苏州藏书史上的高峰，作为江浙藏书界的核心人物，他的藏书和校书活动对苏州乃至全国的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都产生深远影响，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佳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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